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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中国的“马可波罗”

2000-06-21 来源:中华读书报 15世纪马可·波罗游记写本中的汗八里地图 我有话说

1887年,一个偶然的机会,居住在波斯西北的索罗门先生(MrSalomon)从一位信奉景教的突厥族青年那里发现了一部叙利亚文手稿。手稿记录了列班·扫马,一位来自汗八里的景教徒1276-1288年间从中国到欧洲的旅行。蒙元世纪很多西方旅行家到了中国,最著名的如马可·波罗、鄂多立克、孟德·高维奴,但是,也有一位来自中国的旅行家,从北京到巴黎……列班·扫马,这位可以与马可·波罗、伊本·白图泰齐名的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,被历史遗忘了500年。

旅行失去终点

1276年前后,马可·波罗一家到汗八里不久,大都城西南50公里外房山“十字寺”的景教徒列班·扫马(Rabban Sauma)与他的徒弟马古思(Rabban Markos),西去耶路撒冷朝圣。启程的时候,列班·扫马还不知道此行的终点不是地中海边的耶路撒冷,而是更西的大西洋边的巴黎或波尔多;也不知道他的旅行的历史意义,远远超出个人朝圣。蒙元世纪有许多西方旅行家从欧洲到中国,已知的东方旅行家从中国到欧洲,却只有列班·扫马一位。蒙元世纪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国一直在寻找合作的机会,先是基督教国王向蒙古大汗,后是波斯的伊儿汗国向基督教廷,列班·扫马出使欧洲的时候,机会最有可能变成现实。

他们出张家口到东胜,沿着黄河向西南抵唐古特城。马可·波罗的来路正是列班·扫马的去路。离开唐古特城后,列班·扫马穿过河西走廊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部边缘,即古老的丝绸之路南路,先西北再折向西南,两个月后到达和田。这一段旅程艰难。大沙漠“天气干燥、荒无人烟、水是苦的”,远征的士兵“路绝粮断”,饿死在这里。列班·扫马的描述尽管没有800多年前法显和尚、600多年前的玄奘和尚那样生动,沙漠旅途的恐怖景象也是可以想见的。在和田城休整6个月,到喀什噶尔,“他们发现城中没有居民,因为该城最近遭到敌人的洗劫”。马可·波罗见到的那个繁荣的商都:发达的商业、手工业、纺织业、美丽的花园、果园、葡萄园,清真寺与景教堂,听起来竟像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纪的故事。其实相隔也不过3、4年,忽必烈与海都之间的战争,毁灭了一切。和田与喀什噶尔都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绿洲城市,商队来来往往,波斯人、叙利亚人、畏兀儿人、蒙古人,不同种族的居民讲着不同的语言,信仰不同的宗教,埃及或罗马的玻璃、波斯的地毯、中国的丝绸,从这里转运西东。过了喀什噶尔就出了丝绸之路的中国段。佛教徒越来越少,穆斯林越来越多,他们来到海都汗王所在的怛逻斯城,500多年前大唐的军队在此败给大食的军队,从此这片土地就变成穆斯林的世界了。高山、荒漠、更恶劣的气候与更凶险的战争,九死一生,列班·扫马很少叙述旅途的经历见闻,只说他们拿着海都的特许证,“在困难、疲劳和恐惧情况下来到呼罗珊”。

呼罗珊是波斯伊儿汗国的领土。列班·扫马与列班·马古思在伊儿汗国朝圣、修行,从途思城(今马什哈德西北20公里处)到巴格达,从巴格达到大不里士,但始终未能如愿前往耶路撒冷。1280年,列班·马古思被景教宗主教马·登哈任命为“契丹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”,列班·扫马成为契丹景教教区的巡察总监。但他们二人都不想回中国去。朝圣没到圣地,不能回去;来路漫漫,九死一生,归途也不敢想象。忽必烈与海都间的战事延误了他们的行期,事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一年以后,马·登哈去世,列班·马古思被推举为宗主教,来自中国北方的朝圣者在巴格达,竟奇迹般地成为全世界景教的首脑——宗主教马·雅伯拉哈三世。马·雅伯拉哈三世在巴格达的马·科卡大教堂就职,列班·扫马,他过去的老师,现在为他管理内务。旅行的第一阶段结束了,他们似乎已经到了终点。如果不是5年以后阿鲁浑汗要联合罗马教廷进攻叙利亚、巴勒斯坦,马·雅伯拉哈三世推荐列班·扫马出使欧洲,列班·扫马很可能就会终老为宗主教的内务总管,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中。

列班·扫马重大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从中国到了波斯,而在于他从中国到了欧洲,而且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位从中国到西欧的东亚旅行者。1200年前甘英出使大秦,西到红海或地中海岸,500多年前杜环在怛逻斯被俘,流落西亚,又从海路回到中国。如果列班·扫马停留在巴格达或马拉加,他的身影就不仅消失在马·雅伯拉哈三世的身后,也消失在那些丝绸之路上的伟大先驱的身后。

从梵蒂冈到巴黎

从1281年到1287年这6年间,列班·扫马没有什么变化,他身边的世界却动荡不安。阿八哈去世,继位的阿合马自称算端,要将整个伊儿汗国伊斯兰化,马·雅伯拉哈三世变成了囚徒,直到阿鲁浑打败阿合马,马·雅伯拉哈三世重新掌教,他们要遣使去欧洲时想到列班·扫马。历史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开始于1287年6月23日。这一天,那不勒斯港口停靠的一艘从拜占庭来的船上,走下来自汗八里城的教士列班·扫马。

阿鲁浑汗遣使欧洲的意图是联合十字军攻打马木鲁克王朝。列班·扫马一行从伊儿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出发,到特烈比宗上船,渡海到拜占庭,再从东罗马帝国到意大利。当时的欧洲,不管是教廷还是王室,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关键点上,列班·扫马给他们带来了唯一一次机会。1245-1247年间基督教教廷曾派出规模庞大的安德鲁使团谋求大汗的支持,联合进攻西亚伊斯兰国家。路易九世也将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的希望寄托在与蒙古人的联盟上。起先是基督教十字军希望联合蒙古人,蒙古没有响应,然后又是蒙古人试图联合基督教十字军,欧洲又没有响应。旭烈兀曾计划联合十字军消灭马木鲁克王朝,阿八哈1266、1276年两次遣使欧洲教廷,寻求军事合作。教皇不是不感兴趣,而是无能为力。1285年,即位不久的阿鲁浑再次致书教皇,表示“要在上帝、教皇和大汗的帮助下驱逐萨拉森人”,请求在他发兵叙利亚时,十字军也在该地登陆,同时发起进攻。教皇没有回答,至少没有回绝,阿鲁浑汗看到希望,1287年,他又派出列班·扫马,带着信札、礼物。这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伊儿汗国即将开始衰落,1291年阿鲁浑去世后,很快地伊斯兰化。

后世希望列班·扫马的游记能够更多地谈谈他的旅途见闻。我们知道许多蒙元世纪西方旅行者眼中的东方,却很少知道东方旅行者眼中的西方,关于西方世界的世俗生活。遗憾的是,列班·扫马很少描述欧洲的人与物、城市与建筑、语言与习俗、食物与服装,如果比较一下柏朗嘉宾的蒙古行纪、马可·波罗与列班·扫马的欧洲行纪,就明白后者缺少什么。在那不勒斯逗留很短,除了一场海战,没有什么引起列班·扫马的注意。从那不勒斯到罗马,他们骑马穿过了古罗马帝国当年最繁华的地区,当然,也是13世纪世界上最繁华的地区之一。列班·扫马生长在蒙古劫难后的华北,旅行从蒙古草原、中国西域到中亚波斯,沿途也大多是荒漠与战乱后破败的城市。意大利中部的繁荣给他深刻的印象,他说沿途“没有闲置的土地,到处都是房屋”。这一段的旅行是轻松愉快的,唯一出乎意料之外的是,他听说两个月前,他还在君士坦丁堡参观拜占庭皇宫时,罗马梵蒂冈的教皇霍诺留斯四世已经去世了。现在12位红衣主教主事,新的教皇还没有选出。

梵蒂冈里的觐见仪式,令人想起中国皇宫,都有主管礼仪的僧侣或礼部官员教你如何下跪、如何行礼。红衣主教们对列班·扫马进行了教义诘问。他们先是吃惊,听说许多景教教士去东方传教,蒙古人、突厥人、汉人中有许多基督徒,看到列班·扫马举行的景教礼拜与西方基督教大同小异;然后又有些茫然不知所措,列班·扫马说:“我从远方来此不是为了讨论或讲述我的信仰,而是为了晋谒我主罗马教皇和敬拜圣徒遗物,为了送交国王与宗主教的信件。”红衣主教们一时无法对阿鲁浑汗的联盟计划做出明确回答,只好让列班·扫马先休息、观光。

列班·扫马的旅行始终交织着出使与朝圣。政治使命未成,只好先朝圣。列班·扫马在梵蒂冈的教士陪同下,参观了梵蒂冈的圣保罗大教堂与罗马城。新教皇一时还选不出来,每一位红衣主教都想自己当教皇,列班·扫马只好继续北上,去巴黎觐见法国国王菲利浦。初秋到达巴黎,列班·扫马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中进城,新即位的法王菲利浦四世看上去是个有作为的年轻人,他说连异教徒蒙古人都这么关注解放圣地耶路撒冷,基督徒没有理由不热烈响应。菲利浦四世答应“派大军”与阿鲁浑汗联合行动,进攻马木鲁克苏丹,并派了一位骑士随行波斯报聘。

实际的前景并不乐观。菲利浦四世心有余而力不足,他的心腹之患在法国边界而不在地中海的那一边。西部他与英国国王爱德华的积怨已深,不久将爆发一场持续4年的战争(1294-1298),南部与阿拉贡国王的争端主要在普罗旺斯的领主权上,东北方在佛兰德斯,他与神圣罗马皇帝也有冲突,由于财政收入不足,他禁止法国硬通货外流,法国教会的贡税减少,又得罪了罗马教廷。列班·扫马并不了解这些背景,他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,有大功告成的轻松感。13世纪的巴黎可能是欧洲最大的城市,它不像那不勒斯、热内亚那种商业城市,也不像罗马那种宗教城市,巴黎的特色是王家气派与文化。如果说王家气派不可与君士坦丁堡同日而语,文化氛围却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,列班·扫马说10万市民中,“有3万学者研究基督教教义和世俗之学,即翻译和解释所有的圣经和科学,科学系指哲学、修辞学、医学、几何学、算术和星象学。他们经常忙于写作,一切活动都得到国王支持。”列班·扫马“参观了市内一切”,但他在游记中特别提到的只有圣丹尼斯教堂,那里停放着已故法国国王们的棺木和他们王冠、武器和衣服,有500名修士在为他们斋戒、祷告。30000名学者与500名修士,在数字上显然都有些夸张,或许说明巴黎的规模让列班·扫马印象深刻,叙述游记时保留在记忆中的数字不知不觉地被夸大了。但是,他始终没有提到巴黎圣母院,这一点不可思议,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和他所在的景教教会,都无法接受一个供奉“圣母玛利亚”的教堂。他在叙述游记时省略了,或被记述者省略了。

列班·扫马1287年10月初告别巴黎,前往波尔多觐见英王爱德华。列班·扫马的到来对这座小城是件大事。爱德华国王弄清楚他的身份后立刻接见了他,并表示,收复圣地耶路撒冷,基督教君主责无旁贷,他们身上佩带的十字徽章时刻提醒他们这一神圣使命。爱德华一世请列班·扫马领宫廷弥撒,然后盛宴招待阿鲁浑汗的使者。从当时的一则史料中我们知道爱德华宫廷宴会的场面,一次宴会可以上10头牛、59只羊、1742只鸡、各种野味、海鲜、大量的酒与面包……列班·扫马对他所领受的盛宴只字不提,依旧叙述他参观教堂圣迹。辞别英王的时候,已经是冬天了。列班·扫马决定返回热内亚过冬。从罗马到巴黎的途中,他曾在热内亚逗留并受到热烈欢迎。那是唯一一个让东方人感到亲切的西方城市。许多热内亚商人去过波斯甚至中国,其中可能还有列班·扫马的熟人,至少那是他的意大利译员或随从的家乡。列班·扫马的心情很好,12月的热内亚依旧是绿叶满树、海风和煦,列班·扫马将热内亚比作“花园般的天堂”。出行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,欧洲两位最强大的国王已经答应出兵配合伊儿汗国进攻马木鲁克,只剩下教皇了。而十字军不能没有教皇的支持。

半年过去了,想当教皇的12位红衣主教有6位已经去世,教皇还没有选出来。列班·扫马有些焦急,1288年2月20日,新教皇终于即位,尼古拉四世就是当时诘问扫马教义的那位红衣主教。列班·扫马急忙赶往罗马。新教皇的礼遇令一个朝圣者感激涕零。他被挽留下来过复活节,有幸在梵蒂冈领了一次弥撒,从教皇手里享用了圣餐,并参与、目睹了复活节期间所有重大仪式。但是,作为一位使节,出使的结果却令人失望。复活节之后,列班·扫马将返乡,教皇分别致书阿鲁浑汗、马·雅伯拉哈三世、已故阿八哈汗的遗孀拜占庭公主等和一些在波斯居留的欧洲人。这些信的副本保存在梵蒂冈教廷档案中。教皇让阿鲁浑接受洗礼,让景教宗主教、波斯大主教、汗王的遗孀修正信仰,让在波斯经商或在汗廷当差的欧洲世俗中人传教,惟独只字不提派遣十字军配合攻打马木鲁克。似乎阿鲁浑汗接受洗礼后“借助主的帮助,耶路撒冷的解放将会更容易实现”。十字军的援助不可指望了,阿鲁浑汗只好先信仰上帝,然后等待上帝在他攻打马木鲁克苏丹时助他一臂之力。教皇将收复圣地的责任一半推给阿鲁浑,一半推给上帝。

未完成的旅行

列班·扫马的使命实际上落空了。带着这些不合情理、令人失望的信件与礼物,列班·扫马于1288年9月返回波斯。此后,阿鲁浑继续遣使去欧洲,但都没有实效,教皇对他的倡议未置可否,法国国王与英国国王都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。机会正在不知不觉地流失。马可·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儿汗王阿鲁浑。1291年,马可·波罗一家从中国启程时,阿鲁浑在波斯逝世了。阔阔真公主转嫁阿鲁浑的长子、拥重兵驻守忽罗珊的合赞。在从波斯到君士坦丁堡的途中,马可·波罗听到忽必烈大汗驾崩的消息,他知道再也不可能重游遥远如天堂般的汗八里了。这是1294年,这一年列班·扫马在波斯也去世了,列班·扫马弥留之际那深沉悠远的祈祷声响起的时候,法王与英王之间再次爆发战争。

那是一次可能改变世界的旅行。如果教皇响应阿鲁浑汗的倡议而法王英王又不食言,西亚伊斯兰世界、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的历史都可能重写,甚至影响到世界近700年的文明格局。列班·扫马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扮演了关键的角色。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创建了一个世界帝国,彻底打通了东西方世界。马可·波罗、鄂多立克、孟德·高维奴等从欧洲来到中国,列班·扫马也从中国到欧洲,而且很可能是第一位到西方的中国旅行家。这是中西交通史的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起点。列班·扫马的原始记载中,一定包含着大量吸引人的史料,如果没有散佚,如果叙利亚语译者没有删节,蒙元世纪中西交流的历史一定写得更丰富更有意义。

在马可·波罗们到中国的时候,从中国出发的旅行家也到了欧洲。旅行改变着世界,它有三层意义。一是旅行者从故乡到异乡,沟通了两地的物资与观念;二是旅行者回到故乡,在故乡面前打开了异域,他所开始的贸易重塑了本土的经济结构,他所叙述的大量的有关异域的知识与经验丰富了故乡的视野;三是本土在试图将异域的力量纳入自身文明秩序的同时,开始在自身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内组织、创造异域的意义,使其成为具有某种超越价值的文化乌托邦,推动本土的变革。旅行改变世界,不仅要从故乡到异乡,还要像马可·波罗等人那样将异乡带回故乡。列班·扫马从中国到欧洲,最终却没有返回中国。他用波斯文记载的游记、出使报告、日记以及书信,在伊儿汗国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全部散佚了。“发现”也留下遗憾,叙利亚文手稿简要得令人失望,叙利亚语译者也是编者,他说他翻译过程中删节了大量的内容。旅行的历史意义不仅要有勇敢的旅行者,还要有接受这些英雄们的社会文化环境,他们渴望异乡与异乡的消息,渴望超越自己改造自己,渴望从家乡走向世界并将世界变成自己的家乡。马可·波罗赶上了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期待视野,尽管许多人将信将疑,他的游记还是有许多版本在欧洲广泛流传。列班·扫马在这一点上是不幸的,他的家乡不关心异域,他所记述的异域,在波斯没有流传。即使他回到汗八里,用汉语写作游记,也难免不会散佚。表面上看,散佚是一个偶然的事件,实质上却有必然的理由,它是社会文化无意识遗忘的方式。随意丢失的是人们不经意、不珍视的东西。蒙元世纪许多欧洲人到中国,从中国到欧洲的中国人也可能不止列班·扫马一位,大旅行的种种动人的事迹,为什么在中国史料中记载那么少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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